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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与“随机田野实验”在中国的实践

人气:1890    2019-10-23 18:59:37

猪肉防御战,贵州小镇,诺贝尔经济学奖,随机现场实验...这些看似无关的因素被纳入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教授陈鱼雨和其他几位教授的研究中。

所有这些都始于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阿比吉特·班·纳吉(Abijit Ban Naji)、埃丝特·杜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莱默(Michael Kramer)三位经济学家因“减少全球贫困的实验性做法”获得了这个经济奖。这个消息令经济界兴奋不已。

回到10年前,在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近500个村庄,光华大学的几位教授,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陈玉宇、蔡洪滨、李周安和方韩民,完成了他们的研究。

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使用“随机场实验”的方法来探索小微保险政策对生产行为的因果效应。相关结果发表在2015年顶级国际期刊《经济和统计评论》上。

在光华,学者们遵循最高的国际学术标准,运用随机实地实验等科学方法对中国问题进行扎实的研究。他们还将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前沿内容结合起来,使中国知识与国际标准接轨,不断拓展知识边界。

获胜者

陈玉宇分析说,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做出了三项贡献。首先,这表明发展经济学家不再热衷于为落后国家制定总体发展战略,而是更具体地关注一个又一个建设性的减贫政策。第二,“随机场实验”方法在促进经济学领域因果推理方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第三,他们的研究得到了广泛认可,极大地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其他学科以及政策研究机构和减贫机构,给全世界数亿穷人带来了希望。

20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贫困”问题。

陈玉宇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世界上有6亿至7亿人生活在食品和服装线以下,1亿儿童营养不良,发展缓慢。在全球经济面临衰退、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今天,诺贝尔奖的颁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三位获奖者都是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领导者。

为了帮助欠发达国家摆脱贫困的枷锁,过去的发展经济学家经常为这些国家提出总体发展战略。一些人建议工业化,另一些人建议外向型经济和进口替代。虽然有许多方法,但仍有许多争议。争论的焦点是没有人确切知道这些策略对这些国家有多有效。

幸运的是,变化正在发生。

由于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经济学家的努力,在过去20年里,发展经济学不再盲目地遵循宏大的叙事来开出总体“药方”,而是更具体地关注一个又一个建设性的减贫项目和政策,涉及教育、卫生、小额信贷、学校管理、政府治理和其他方面。这些更小、更准确、更容易掌握的问题通常可以通过在受影响最大的群体中精心设计的实验来评估。

例如,在印度,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一项直接研究结果使500多万印度儿童受益于学校的有效补救计划。在肯尼亚,他们发现蛔虫可以防止儿童相互感染,提高集体出勤率,导致世界上6000万儿童接受免费驱虫治疗。......

研究方法的创新振兴了发展经济学,并使减贫更有“基础”。

他们采用的核心方法叫做“随机场实验”,也叫“随机场实验”。为了获得一项政策对经济的因果效应,经济学家像自然科学家一样,将受试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并通过实验干预和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两组之间的差异。随机分组确保这些差异可以归因于干预。

宏大的命题往往需要在微妙的领域给予更多的关注。

陈玉宇认为,这种方法就像是一种强大的武器和工具。它使数千项减贫政策的结果得以量化,极大地影响了其他学科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减贫机构。这一点已得到广泛认可。此外,它在未来更有潜力进一步改善世界上最贫穷人口的生活,改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地位,从而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随机现场实验

随机现场实验早在10年前就应用于猪肉防御战。

2007年,一种鲜为人知的蓝耳病给中国养猪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损害。在中国,母猪的小规模自由繁殖增加了猪瘟的可能性,导致母猪死亡率更高。这对贫困地区的农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风险。猪瘟流行期间,国务院出台政策鼓励农民饲养母猪。主要方法是为农民提供政府补贴保险,农民只需支付一小部分。然而,农民仍然面临一些风险,所以他们投保的意愿不高。那么,鼓励提高入学率的政策会有什么效果呢?陈玉宇和几位教授通过随机现场实验给出了答案。

他们将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480多个村庄分为三组:对照组、低激励组和高激励组。他们通过随机为负责鼓励农民购买保险的农村畜牧工人提供不同的绩效激励计划来控制农民的保险率。这样,“保险费率”就变成了一个外生变量。

经过两年多的观察,他们发现获得正式的小额保险可以影响农民的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结果表明,鼓励更多的农民购买保险可以显著增加农民饲养的母猪数量,而不会减少其他动物的饲养数量。此外,这种积极的激励效应在未来几年内仍然有效。

这项试验的结果极大地促进了地方政府鼓励出台鼓励农民购买保险的政策。相关结果也发表在顶级国际期刊《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上。该杂志由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主办,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主要发表积极经济学方面最重要的文章。

陈玉宇的另一项研究也采用了同样的实验方法。

从2013年开始,陈玉宇教授的团队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在重庆和宁波选择了1872名年龄在60-75岁之间的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通过随机分组接种的随机现场实验方法,经过近3年的跟踪调查和计量经济分析,得出样本人群接种疫苗的成本效益比:一次接种可以为普通人节省十美元以上的医疗费用。这些数据放在数亿人身上将节省巨额医疗费用。

这一调查分析也是学术界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科学依据的一个很好的案例。

陈玉宇认为,随机实地实验值得学习,可以应用于更广泛的政策。当然,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考虑成本和可操作性。例如,这种方法不能用来研究国有企业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影响,研究人员也不能把世界各国分成几个小组进行比较实验。

同时采取两种措施或两件事来达到目的。

当诺贝尔奖走出贫困时,国内经济界也沸腾了,争议更多:贫困问题不是通过随机实验解决的,中国的脱贫之路值得研究。

在陈玉宇看来,两者之间没有矛盾,更不用说冲突了。

中国在“战胜贫困”方面的成就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改革开放前,按人均每天1美元的支出计算,中国有7亿人处于贫困线以下。从1981年到2015年,中国减少了7.28亿贫困人口,超过了拉丁美洲或欧盟。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战胜贫困已经成为一个艰难的目标,必须在2020年前完成。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有望在历史上得到解决。

在国内,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国的减贫奇迹表明,要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必须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从而大幅减少贫困。这是“扶贫故事”的中文版。

陈玉宇认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与中国的增长故事并不矛盾的逻辑是,如果我们能够有更有针对性的政策,特别是针对特殊地区和特殊群体的贫困人口,并通过随机实地实验给出更可量化和更详细的政策,中国仍可能取得比现在更大的成就。

这种“不矛盾”也反映在帮助世界摆脱贫困上。

尽管中国甚至印度的经验表明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实现持续的高增长并不容易。它有赖于强有力的政府领导、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从而创造经济活力,让亿万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同时做出贡献。

陈玉宇说:“我们需要两种方法来做到这两者。”。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随机实地实验能够使它们获得更多、更好和更具体的减贫政策。此外,这些不发达国家也有必要更好地学习中国的经验,进行制度创新,在自身和国际社会的努力下开始经济起飞和增长。

陈玉宇建议发展中国家抓住“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机会。在这项倡议背后,中国的意图是帮助这些国家为其长期经济增长奠定基础,解决基础设施和相关技术问题,并为持续经济增长服务。世界银行集团最近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还显示,全面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使3200万人摆脱中等贫困,平均每日生活费用不到3.20美元。

世界贫困最终将如何改变?

陈玉宇很乐观。他认为,通过内部和外部力量的共同努力,应该坚定地促进每一项有效的减贫政策和项目,并学习最先进的减贫经验。如果这些发展中国家能够摆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缓慢的经济增长,并在世界上取得更有成效的减贫成果,这一目标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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